資料來源:張老師月刊電子報
「自殺遺族說故事團體」是馬偕主打的團體之一
領導者是一位兼具學術與實務的精神科醫師
也是我目前很欣賞的醫師之一喔!
許多年前,我讀過一位人類學家的故事。
「為何獵人頭?」人類學家羅多索探問部落裡獵頭族。
獵頭族這麼回答:「因為喪親之痛驅使著我們。」
可是這個答案,羅多索覺得過於「簡單」。直到一天,他的妻子不幸去逝,在悲痛欲絕的情緒下,他發現只有憤怒能止住他的淚水……。
六個星期後,羅多索在日記上這麼寫道:「哀傷以及一個獵人頭族的憤怒——我更深刻地體會了死亡、憤怒與獵人頭行為之間的關係,而更嚮往獵頭族解決哀傷的方式……,它似乎比基督徒要實際多了……。」
「時間過去了,對我來說傷痛並沒有改變。不同的是,以前看不見自己的傷,渾噩度日,如今清楚了自己。可惜這個傷痛,不僅無法逃避,連面對也不會過去。」——呂欣芹
羅多索的哀傷讓我們想起「自殺遺族說故事團體」的觀察員呂欣芹的一段經歷,她告訴我們:「有時候在團體裡,聽到類似的故事,剎時五雷轟頂,彷彿姐姐一再地在我面前從十一樓一躍而下……。」哀傷於自殺遺族的心底難以抹去,她繼續說道,「我不禁反覆自問:『我在幹嘛?』、『我在幫助遺族還是自我傷害?』我心裡明白,即使結痂的傷痕,也禁不起一再翻攪。然而,如果我不做這件事,還有誰會做?誰肯做?」
對多數的自殺遺族來說,「自殺事件」是家族隱諱的禁忌,那是一股詭譎且濃烈的悲傷,除了失落、愧疚、背棄與憤怒的感覺之外,還有揮之不去的「羞愧感」;於是在沉默的迷霧裡,悲傷被壓抑到靈魂的最深處,侵蝕著靈魂,蔓延數代,據研究顯示約有1/3的自殺者家庭,往後幾代至少又有一人自殺。
去年馬偕醫院的自殺防治中心,成立了台灣第一個試驗性質「自殺遺族說故事團體」,活動帶領者精神科醫師方俊凱告訴我們,「自殺事件不僅家人深受打擊,從某方面來說,處理自殺案例的專業人員也是遺族,這也迫使我們必須隨時檢視自己的人生觀。」
方俊凱遇過想尋死的個案不計其數,甚至出現一個月死一位個案的狀況,一開始他挫敗連連,自責是否哪裡出錯。「可是最後我們必須承認,有些個案是無論如何都救不回來的。」至今仍不斷思考如何才能救回案主的他,無奈地表示,「我們不是萬能的,要與案主的生存環境相抵抗,無疑是螳臂擋車。」
「唯有經歷痛楚,我們才可能懷念已逝的摯愛曾有的生命,也才可能阻止隱諱的壓力摧毀我們自己的生命。」──《解剖自殺心靈》序文
數年前,方俊凱參加了「美國死亡教育諮商協會」舉辦的「悲傷者說故事團體工作坊」,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其中談論到的「故事具有轉化視野的力量」,每天我們都經歷著各種故事,不論是真實的,或是小時候聽過的虛構故事。「當我們在聽/說故事的同時,故事正撼動著我們,並重構我們的價值觀。」
於是他帶著這樣的信念到了「自殺遺族說故事團體」。他說,「成員在家構思要說出什麼故事,即是自我療癒的開始——我要把故事(自我)展露給大家到什麼程度,是能接受的?」
遺族可以決定故事的類型,無論是真實的、虛構的、傳奇的,或是童話故事……。但根據他們的觀察,有的成員雖然事先百般表示不說「真實故事」,或者原先準備兩個故事,但是到最後他們還是會選擇訴說「真實故事」,不知是團體氛圍使然還是遺族的情緒非常需要訴說,但呂欣芹相信答案是後者。
「在故事裡成員會出現微妙的轉變,有助於自殺迷思的破除。」方俊凱舉例說,有人在故事裡得到安慰,明白「悲傷是面對失落再正常不過的情緒反應。」有人在傷痛時習慣故做堅強,但在團體中重新理解「悲傷必須被看見才可能治癒。」有人相信時間會帶走悲傷,卻發現「有的遺族經過了二十多年,傷痛依舊。」也有人自我覺察的能力變好了,逐漸接受親人是不得不走向死亡之路,「更明白自己強烈的恨意,其實是不捨親密關係的逝去。」
「你必須在內心尋覓一處悲傷之所,與逝去的親人重新建立關係,不再執著於他的自絕或完全從自殺事件來解讀他的一生。」——伊莉莎白.庫伯勒.羅斯
方俊凱說團體進行時有一項特別的規則——說故事時,聽者禁止發問;他比喻就像在看電影,我們不能詢問主角一樣。除了是讓說者有完整的表述空間之外,也是因為自殺遺族常會忍不住想探究事件發生的原因,但「好奇心卻可能害死人。」他提醒我們,當說者希望有所保留時,必須給予尊重。
「故事說出後,問題能解決嗎?」我們問。方俊凱認為答案並不盡然,但他相信在敘說中,遺族長期累積的壓力能得到暫時的釋放。談到印象較深刻的故事,呂欣芹憶起一位成員訴說自己的故事時,語氣很平淡,只是平鋪直述地敘述事件的經過,沒人看見他的眼淚,但故事一說完,大家都流淚了。
此刻現場一片靜默,他們的思緒好似回到當時,方俊凱隨即補充說,那天好像在看一部步調很慢的電影,但情緒的張力卻在平淡中逐漸展開。
然而這卻是遺族經歷的真實人生,被留下的需要更多的生之勇氣,「未流出的眼淚不會消失,悲傷會一直積壓在靈魂的最深處。」我們心想。對呂欣芹來說,每次到了團體,一想到失去的姐姐,還是忍不住掉淚。她笑說,後來她發現每位成員都有一盒面紙,於是自己也帶了一盒進去。多年來她不斷透過書寫來重整自己的悲傷歷程。她說有些情緒已經很清楚,但有些情緒尚未釐清;偶爾地,她還是會去思考這些不清楚的意義為何。
「沒有答案也是一種答案」方俊凱以另一個角度思考,「若能接受沒有答案的事實,也不錯。」
「原來有些東西,遠一點看才會看得比較清楚。『Post Tenebras Lux』,意即經過了黑暗,光明終於來到。」——方俊凱
方俊凱也面臨許多價值衝突,他舉例當政府大力推動「自殺防治」工作,無形中卻帶給遺族更多的自責與遺憾,然而現代自殺學之父史奈曼提醒我們:「親友幾乎無可避免地會玩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轉瓶子遊戲,看瓶口是否明顯地指向某人對自殺者的疏於照料、難辭其咎或漠不關心,卻經常忘了死者也是參與遊戲的人之一。」
聽這麼多故事,不會造成情緒的反撲嗎?方俊凱說,在團體結束前,他會再說一個小故事,即是自我情緒的再整理。他坦言,有時聽著悲傷的故事,心裡也被撞擊著,但為了讓團體順利進行,他會努力保持情緒平衡,以免因為過於自我揭露而轉移團體焦點,他更試圖練習聽見的故事,累積在心裡倉庫,不輕易向成員點破。
我們疑惑,若帶領者能自我揭露,能否帶來另一種療效?方俊凱說,「說故事團體」創始人史密斯博士,一開始帶團體時,也不願「自暴於危險」,即便後來我們知道二十幾年前他的親人也曾自殺過,「連他都那麼保守,我想我還是照規矩來,以維持成員的自主性吧。」這是方俊凱的立場選擇。
「不確定感是悲傷治療團體與一般的治療團體的最大差異。」方俊凱坦言,每次帶團體都是一場新冒險,每個故事都不同,即便故事雷同,說者也不同。因此帶領者必須常常檢視自我的價值信念,並隨時體會要協助成員到什麼程度。
「療效」為何?方俊凱笑說,他們不太用這個字眼來解讀,只是想告訴大家現在有一個「說故事模式」,你要不要來試試看?「什麼是療效?影響了什麼?誰又能真正知道?」但他相信,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。」
生命需要被證明有意義,死亡也是。我們知道最後羅多索並沒有以「獵人頭」來告別傷痛,但羅多索的眼淚帶給他對生命的另一層理解。
對自殺遺族來說,要追尋親人死亡的意義,無疑是一道漫漫長夜,但是故事還是會繼續說下去;我們這麼相信,當走過哀傷,我們將帶著彼此的愛與記憶繼續存活下去,重新書寫我們愛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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